传统媒体应该引导网络舆情

要消除网络上过激情绪和言论产生的土壤,除了改良社会生活本身,更重要的是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功能,以媒体的专业理性引导公众有序合法地表达自己。

本报评论员　金岭

网络上的无序状态,比如欺诈、情绪化宣泄等,确有必要管理和引导,这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反对。从微博上的议论看,一些人对强化网络治理的担忧,是会不会由此把网络创造的言论空间给“管制”掉了。毫无疑问,对网络的管理和立法,如能更充分地回应这些疑问,将会得到更多网民的积极响应。

应该承认,网络确实创造了一个新的言论空间,为网民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,网络的积极作用本身,体现的正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。网络这个平台,已经成为表达民声民情最为便捷的地方,因此在过去的许多年,尤其是在全国“两会”等重要时间段里,党和国家领导人会很重视网上的舆情。在当下社会结构复杂、利益背景多元的背景下,网络上释放出的多种多样的声音,的确值得认真倾听。尽管一些网络言论有片面性和过激色彩,尽管网络舆情不一定能完整代替公共舆论,但时下恐怕没有人能否认网络舆情的影响力。

网民倾向于网络上的表达,不仅因为网络的便捷性,更重要的在于网络比传统媒体的言论口径要大得多,这个巨大落差产生的势能,催生了庞大的网民群体,这要算是中国的独特国情。网络宽,媒体紧,事实上存在的双重标准,给了人们一种不正常的期待,那就是只有在网上才能看到“真相”,在传统媒体上获得的信息,无法满足早已被网络吊得很高的胃口。这几年,尤其是微博的出现,更加剧了人们对新旧媒体差别的认知。这种情况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,那就是传统媒体究竟应该怎样作为,才能帮助公众实现日益增长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,传统媒体应该怎样既承担了社会责任,又能满足公众的愿望?应该思考这个问题的,不仅仅是新闻人。

选择网络作为言论出口,某种程度上是来自经验的驱动,比如很多常规渠道得不到回应或很难解决的问题,在网上一晒就能获得高效率回应,雷政富事件和广州“房叔”被查,就是极好的例证。要消除网络上过激情绪和言论产生的土壤,除了改良社会生活本身,更重要的是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功能,比如舆论监督的功能,为公众实现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搭建更宽敞的平台,以媒体的专业理性引导公众有序合法地表达自己,这不但能大大降低引导舆论的成本,更能培植出中国社会自我净化的强大健康力量,也能消除一些人把言论空间“管制”掉的误解。

既然传统媒体有专业能力,那就不应该是网络舆情影响传统媒体,而应该是传统媒体引导网络舆情。只有不断满足公众更高更多的言论期待,传统媒体蕴藏的巨大专业能力才能释放出来,才能为国家的发展进步发挥更大建设性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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